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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是2000年3月我在日本大学毕业后刚刚回国没有几个月，也是现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季。感触最深的，就是回国之际自以为是的抱负，早已在求职不顺的经历中磨损成了随遇而安。

        比起狭小的日本事事皆有一定之规、行动恪信尊法，地域广阔、风格多元的中国显然完全有着随心所欲的面貌，而且在1949年以后养成的沁入骨髓的恶习，就是劳动者往往被处以很差的待遇，却经无限拔高的社会主义理论标榜而成了理所应当的做法。沿袭至今，无论国营还是私企，都会想方设法地压低雇用者的薪资，福利更是普遍被忽略，哪怕这样做违法。

        再有，中国的企业做产品的第一甚至唯一理念，就是低价抢夺市场，薄利放弃持久。他们顽固地认为价廉就会多销，为了这个特点，他们可以忽略商品质量、无视员工辛勤、放弃售后信誉。这种风气无疑由贫穷落后而起，在没有任何改观的社会价值观和唯利是图的风气下，不仅至今毫无收敛，反而愈演愈烈的成了一种恶性循环，甚至衍生至国家政府级别承包的海外项目。

        我就在这种起初极难适应的环境下，颇为吃力地找到的一份相对能够接受的工作，月薪虽说只有我在日本打两三天零工就可以挣到的一千五百块钱，好在叫李崇立的老板罕见地给员工上社保。

        李崇力那时40来岁，在日本双日公司做了几年煤炭与合金产品销售后，自己开了家在香港注册的贸易公司，利用原来工作积累的人脉关系，从俄罗斯进口电煤后销售给国内的发电厂，偶尔也有出口日本企业铁合金和矿产品的单子。

        那次就是有个通过一家挂靠中国钢铁进出口公司、叫“群兴商贸”的小私企发到日本神户的500吨硅铁合同，日方说货品在天津装船前的检测，发现要求的低铝75硅含量不达标，由于船期迫近而被迫运走了，但提出了索赔。

        当时，中国的铁合金出口贸易兴起不久，能够做到日本企业要求标准的厂家物以稀为贵，李崇立四处托人才拿到一个叫“荣飞”工厂这500吨货。

        李崇立看日方给出的检测报告上所谓的没有达标，是要求的铝含量0。5%以下，实际平均值达到了0。53%，75%以上的硅含量要求，也只有74%，便不以为然地说：“这个跟国内厂家那帮子老粗领导说了也白搭，而且以后还指着人家给货呢，要说这结果，本来也不算不达标嘛，小日本就是较真儿，我看他们成心，群兴那儿估摸也是应付一下就得了，你去他们管这事儿的小钱那儿一趟探探口风，咱们反正两头惹不起，可总而言之，就是先争取不了了之吧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入职没有半个月就被老板委以独立担当的重任，我自然踌躇满志地奔赴前线而去，而且李崇立还破天荒大方地允许我打车前往，说以此要给交涉带上些一路顺风的好彩头，公交车总是让人觉得缓慢不畅。

        到底不敢让老板更多破费，我放过了先看见的两辆单价一块六的富康，坐着一块二的夏利到了目的地。

        那是一栋只有10来层高、坐落在距离王府井都没有几步路的美术馆大街上的商务楼，如今早已通过拆除，为祖国的gdp做了它的最后贡献。

        当时上到5层，一出电梯，迎面就看见“群兴商贸”五个硕大的烫金赵体字。前台坐着的20来岁、大波浪卷长发垂在身前的方脸女孩儿专注地低头不知在看着什么。

        我走到敞开半扇门的门口，刚要敲门，前台猛地抬头，将一个bp机甩到桌子上，拿起话筒快速地拨起号来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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